博物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文物及博物館系系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嚴建強首先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進行了分析：


管理部門
文物部門負責處理物質文化遺產，組織建設以物質文化遺產為展品的博物館，而文化部門的非遺機構負責處理非物質文化遺產，并組織非物質文化博物館。

認知觀念
一個被普遍認同的觀點是，文化遺產由具有三度空間屬性的“物質構件”和蘊含其間的“文化意義”兩部分構成。在一些情況下，承認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意味著認同文化遺產可以無需物質載體。

感知方式
對可移動、不可移動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三種不同的遺產形態，人們的感知方式是不同的。對可移動文化遺產的感知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對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可超越時間卻無法超越空間；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感知，我們既不能超越時間，也不能超越空間，必須滿足“在地”與“即時”兩個條件。

對博物館的影響與挑戰
非物質文化的進入對博物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帶來重要的積極影響，也對傳統的物質化展覽體系構成巨大挑戰。展覽必須透過展品，進入展品制作的那個時代以及工匠的精神世界。

提升當前國內非物質文化展覽品質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有制度建設層面，有觀念認識層面，也有技術實現層面。

  博物館需要更合理的頂層設計，使博物館管理機構能夠容納包括自然與人文、過往與現生、物質與非物質、室內與戶外等更廣泛的類型，并對各類博物館提供學術指導與組織支持。
  博物館界需懷抱更加包容的姿態，打破原先過分依賴器物的物質外殼的局面，增強對文化遺產中蘊含的文化意義的重視，把信息傳播方式與現象再現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博物館應積極探索有效的傳播方式，尤其是尋找能夠呈現、闡釋過程性現象的技術手段，為非物質文化的博物館展示提供更加有效的技術支持。

法國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區遺產目錄研究員菲利普·邁羅認為在法國的生態博物館模式下，再現對卓越遺產的追求順應了時代的呼喚，民族學研究方法的啟示是功不可沒的。

這種方法不僅會將它的研究報告交給科學機構進行審查，還會提交給相關的社區群體也就是它的研究對象，從而更好地反饋并加以完善。于是科學及其各種準則被置于一個非學術且充滿無數公開探討的環境中，評估這種知識如何影響人類群體，促進對傳統文化遺產的不斷發掘與探索，它極大地調動了研究者與參與者的興趣與熱情，而非僅僅著眼于研究對象本身。

結合在首都博物館工作的實踐，用實際案例闡釋了博物館如何在新時代變化中，采用多種方式和手段，運用立體化的整體設計，對博物館理論內涵的延展進行了實踐。并在此過程中，更加有效地實現了博物館的社會服務功能，積極轉變博物館在社會互動中的角色和定位，以達到社會服務的目的。

最后，白杰總結了博物館蒞面對當下急速變化的新時代，需要做到的變與不變，即對時代和民眾需求改變的順應，以及對博物館中級目標的不變追求。

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主任，《北京文博》雜志主編祁慶國認為伴隨社會發展和信息技術的進步，博物館同其他行業或新興領域一樣，借助信息科學的理論和技術，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變著自己的面貌。博物館從公示實物的階段邁進到公示藏品及其相關資源的數字化信息、知識產品、學習課程等內容的階段，信息時代的博物館更加深入、廣泛的幫助公眾了解博物館藏品。

信息時代知識的生產方式已經改變，博物館與公眾從老師與學生轉變到平等、互動的關系，專業人士仍是專家，但公眾掌握了豐富的信息、知識，具有更強的思考、探索能力，個人創造力得到更加充分地發揮。信息時代博物館在社會上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在生活方式，在社交方式等等都帶來了一些改變。博物館信息的采集、加工、運行、應用、已經在以數字方式運行。伴隨信息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以及博物館人對信息科學與技術認識的深入，博物館信息化建設發展迅速。

從基礎資源、到常規服務、運行管理、學術研究，到實踐，博物館都已經離不開信息科學，如上所述，博物館信息學實際已經形成并發揮作用。博物館信息學的學術理論現在具有一定基礎，但還遠遠不夠。需要多方人士共同努力，并形成相對穩定的隊伍。

廣東省博物館館長、廣東省博物館協會理事長、ICOM-ASPAC理事魏峻以廣東省博物館的“智慧博物館”實踐為例，探討過去三年廣東省博物館在博物館事業與信息化技術融合方面所進行的一些新嘗試。21 世紀是充滿變化的新時代，它給當代博物館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互聯網＋”的背景下，現代博物館應該更加積極地應對各種社會變化、更加高效地運營，并運用各種新技術為公眾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展示、研究和休閑服務。

基于此，廣東省博物館從2013年提出并實踐了“智慧博物館”建設項目。魏峻認為，“智慧博物館”所開創的應該是一條基于大數據、物聯網和云計算框架的博物館“智慧化”發展之路，包括智慧管理、智慧保護和智慧服務三個方面。其強調要在博物館藏品、信息和公眾之間建立起多維度交互和智能化系統，這與上世紀末開始流行的“數字博物館”存在著本質區別。

圓桌會議
研討結束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主持召開了圓桌會議。圓桌會議上博物館界專家學者依次進行了發言，就博物館定義，博物館非營利性，國內博物館概論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什么樣的展覽才是“好展覽”？
展覽評估實際上就是在解決這樣一個問題。一直以來，我們的展覽評估都處于一種矛盾沖突之中。一方面，相關理論與方法研究還不完善，另一方面，對展覽評估的實踐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雖然“摸著石頭過河”積累了大量的寶貴經驗，但如何將這些經驗上升為一套理論模式、或者評估體系，仍需要大量的工作。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與展覽評估有關。
什么樣的展覽算是“好展覽”？我們認為能否將展覽的內容信息更有效地傳遞給觀眾，是評估一個展覽“好壞”的重要標準。
任何一個展覽都有、或應該有主題，以及想傳達給觀眾的觀點或知識。展覽的策展團隊希望觀眾能夠通過參觀獲取哪些內容，這一點應當是要明確的。考慮到教育職能在博物館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博物館作為重要的非正式教育場所，那么通過衡量展覽信息的傳播效率來對展覽進行評估，應當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思路。換言之，我們要考察的是“觀眾有沒有get到展覽的點”。
什么是展覽的信息傳播效率？
簡單地說，就是展覽所要表達的內容被觀眾接收的百分比，即
觀眾接受的信息/展覽的信息×100%=展覽信息傳播效率
從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要提高展覽的信息傳播效率，要么提高觀眾對展覽信息的接受程度，要么減少展覽的信息。前者針對的是觀眾，后者針對的是展覽。
目前，越來越多的博物館意識到，通過靈活運用藏品來展現一個主題，要比填鴨式的羅列海量展品更有價值，因此，如何拿捏好展覽信息的“量”，是策展團隊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展覽落成，在短時間內一般不會再做調整，這時“展覽的信息”就成為了一個常量。那么，作為唯一的變量，“觀眾接受的信息”自然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所以，關于“如何測量展覽信息傳播效率”的這個問題就可以轉換為“如何測量觀眾對展覽信息的接受程度”，或者“如何測量觀眾在參觀前后的智識變化”了。
問題至此，我們就可以為它冠上一個“新的”名稱：博物館學習（museumlearning）
展覽信息的傳播效率與“博物館學習”
簡單地講，“博物館學習”是觀眾研究的一部分，測量觀眾的智識變化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對于國內而言，這個概念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這個名詞在相關刊物上似乎并不多見，也缺少系統地討論（今年，王思怡在《科學教育與博物館》上首次相對系統地介紹了這一概念）；熟悉的是，它又似乎在博物館人中間流傳甚廣，例如，用“博物館學習”來替代“博物館教育”、以更好地實現博物館教育職能轉型的呼聲就不絕于耳。